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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2-11 07:58:46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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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考生和家长们,你们知道这高考40年是咋过来的吗?

身为记者,有机会认识一种人,曾主导过我们命运的人。杨学为就是这样的人。40年前的6月,40岁的他走进教育部高校招生会,和邓小平走进了同一场历史转折中。恢复高考的文件经他之手起草,最终经邓小平之手一锤定音,在1977年那个特殊年份里,成为冬天的第一声春雷。

从那至今,又一个40年,杨学为的人生再没离开过高考,国家教委招生处处长、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、教育部(1998年改名)督学……与之相应的,是40年来1.08亿人闯过了高考的大门。

人们会忍不住想象,那些主导过我们命运的面孔是什么模样?京城一隅,门开处,是一位眉目慈祥、言谈理性、思路清晰的老人。

“恢复高考就像在中国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弹”

我们的谈话就从1977年冬天的故事开始。“杨老师,我的母亲就在走进考场的570万知识青年当中。比起考场里那些被"文革"耽误了11年的老知青,她是幸运的,1975年高中毕业,没有下乡,留在母校当了代课老师,这让她有了立即报考的勇气。直到今天,她还记得那年的作文题是《心里有话向党说》。”

这是湖南省的作文题。那一年的考题,各省都不一样。这话,得从头说起。

都知道“文革”里高考停了11年,但很少有人知道,中间有过两次恢复的努力。1972年和1975年,我两次被借调到教育部,筹备高校招生会,但都被“四人帮”破坏了,我又回到东北师范大学当教员,还不断被“下放锻炼”。1977年4月的一天,学校又接到教育部的电话,还是借我去高校招生会。这都是第三次了。我并没有意识到,自己将参与一件改变千万人命运的大事。

6月29日,招生会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召开。从太原去宾馆的路上,经过一家化肥厂,周围污染很严重,天是黄色的,路边的树叶也已枯黄,空气里有刺鼻的臭味。会上,“文革”的臭味也没有消散——由于“两个凡是”的束缚,教育部提出的《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(草稿)》,只在肯定“文革”的前提下,作了个别修改。这个意见稿,自然引起大家的激烈反对。

开完会,秘书组让我起草领导的总结讲话稿。我就根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和自己的理解,通宵达旦写了个草稿,把“四人帮”批了一通。结果,总结会不得不推迟到下午,领导亲自改讲话稿,把“调子”定得很高,通篇都是“高举”“到底”之类的词,而招生工作的重大问题一点都没涉及。

最终,教育部送给国务院的报告还是一个旧东西——考生一般是高中毕业生,初中毕业也可以;坚持推荐制度,只提“文化考查”;只在少数学校部分专业试招2%—5%的应届高中毕业生;继续实行“四人帮”的“三来三去”,即学生从公社来回公社去,从工厂来回工厂去,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

当时哪会想到还有第二次会议,说得直白点,邓小平没恢复工作前,谁知道会怎样。但在招生会结束前夕,传来了爆炸性消息:邓小平复出了,而且自告奋勇抓科教!8月,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。参会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发言非常踊跃、大胆。8月6日下午,武汉大学的査全性老师石破天惊地提出:马上恢复高考,已经耽误太久,不能再耽误了。这个话题一挑明,大家都很激动。邓小平见状,大受触动,唯一担心的是招生会已经开过了,今年还来不来得及,就问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。刘西尧回答说,假如推迟开学就来得及。邓小平当即拍板:“既然今年还有时间,那就坚决改嘛!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,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……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,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。”座谈会第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于是,教育部紧急通知,8月13日召开第二次招生会。一年之内,两开招生会,只此一次。第二次招生会起初进展还是不大。教育部主要领导不敢表态。会议就在激烈的争论中拖延下去。筹备组先住在北京饭店,后来迁到前门饭店,开了几天又搬到友谊宾馆主楼,结果时间太长又迁到配楼。会刚开时还是盛夏,开了45天,好多人不得不让家里寄送秋衣过来。

9月中旬,会议简报、招生意见讨论稿陆续送到了邓小平手里。邓小平看到依然苛刻的政审条件,极为生气,先严厉批评了刘西尧,接着连说3个“繁琐”,大笔一挥全部勾掉,“政治历史清楚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劳动、遵守纪律、决心为革命学习,有这几条,就可以了”。后来,我们起草小组就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的这段话。邓小平的亲自掌舵,促使第二次招生会达成了一致意见:废除推荐,恢复考试,招应届高中毕业生,按分数择优录取。

今天回想,还是要说:邓小平真正了不起!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,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,在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之前,在这一切拨乱反正尚未开始之前,当机立断恢复高考,这样的魄力,除邓小平外,别无他人。媒体常说,此举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。我要说:何止!恢复高考改变的何止是个人命运,更是国家命运。1966年6月18日,北京中学生发表了两封公开信,要求废止高考,这先于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。1977年,恢复高考的决定又先于拨乱反正。高考的废与立,是国家乱与治的先声。前几天,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,我就在电视机前数有多少个同声传译耳机,这背后就是多少个我们培养的高级翻译。如果没有恢复高考,就不会有这么多现代化人才,就办不好这样的国际盛会,就没有中国的今天。

当然,那时候想不到这么远,因为时间来不及了。11年没组织过考试,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又分散到农村去了,怎么通知他们?怎么出题?出什么水平的题?如果全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一套考题,怎么运到各地?怎么保证同时开考?没办法,只能各省命题,还得先各选一个县试点。很巧,全国第一个试点县,就是邓小平领导起义的广西百色。我们赶过去,按照初中水平出了一套题,手刻蜡印,一考,98.64%不及格,98.64%!就是这样,当地的老百姓还是喜不自禁地跟我们说:“恢复高考就像在中国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弹。”

所以1977年的高考,各省的时间不一致,考题不一样,570万人里,父子同考、夫妻同考的比比皆是。考得最好的是66届、67届高中毕业生,他们基本在“文革”前完成了中学学业。

40年并不遥远,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的故事。那一年,27万人被录取,录取率仅为4.7%。自那27万人起,奋发上进的个体命运,汇聚成滔滔向前的国家潮流。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。

“考完高考,脸都瘦了一圈”

杨学为在考试中心主任的职位上干了13年,直到2000年,数次提出退休的他,确因身体状况不佳,才获准离任。当时高考正由上世纪90年代的“3+2”切换到新世纪的“3+X”。这是“80后”“90后”熟悉的两个词,贯穿了青春,左右了悲喜。恢复高考只是一瞬间的历史拐点,而高考本身是一场40年的改革连续剧,从各省命题到全国统考,从英语只按10%计入总分到成为三大主科之一,从文理分科到“3+X”……

1977年的招生会争论的是要不要恢复,至于要不要考试根本没讨论,1978年的招生会才补上,而且引发得很偶然。会上,华东组几个人议论:以前说照顾工农,现在是考试复辟了?工农也不照顾了?这些话被记录到简报里。另一个对话发生在食堂,一名记者和一名副司长吃饭时也这么议论,被人听见了反映到会上。两个对话一汇总,会议就炸了锅:到底要不要考试?怎么考试?

争论的结果,确定要考,而且要全国统考。

1978年还有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变化:考生能知道分数了。今天不能想象吧?但以前,分数是绝密的,不让你知道。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,成绩好的有可能被“走后门”挤掉。邓小平知道后,1978年3月8日明确给了一个指示:以后要公布高考成绩,“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”。

进入上世纪80年代,高考带来一个突出的矛盾——片面追求升学率。有多严重呢?高二的数学课本中,有的内容不是高考必考,老师就不讲了。学生一天学习十五六个小时,文体活动都停止了,午饭也不回家吃,只啃干粮,“考完高考,脸都瘦了一圈”。老师也疲于奔命,一位54岁的中学物理老师在深夜工作时昏倒,再没醒过来,活活累死了。

这一下子引起社会广泛讨论,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,采取了许多措施,把“德智体全面考核,择优录取”作为原则,想方设法去抬高“德”“体”的作用,降低“智”,也就是分数的作用。

到了1984年,我和同事讨论:高考混同了选拔考试和水平考试。其实,高中首先应该是水平教育,过了这个水平再谈选拔。现在中学都按高考的难度来教学,学生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,是否该有个专门的水平考试?讨论的结果就是从1990年开始实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,算是补上了一块重要的缺漏。现在已经发展为高中综合素质评价。

此后,我们又在分类与科目设置上,做了一些探索,1992年开始了“3+2”,1999年开始了“3+X”。高考形式一步步完善,就好像孩子一点点长大,终于有了比较成熟的面貌。

说到这里,就要讲讲考试标准化的问题。恢复高考后,题型延续了科举以来的帖经(填空)、墨义(简答)、策论(论述)等,以主观题为主;评卷也有主观因素,评卷老师的喜好对分数影响很大。有一天,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学生谢小庆跑来找我,说注意到高考作文评分误差很大,想立个课题,问我要29个省的作文试卷做研究。我觉得这是件好事,就一口答应了。那学生还真研究出了东西:判卷主观喜好对同一篇作文的影响,高低分相差达29分。后来这课题得了北师大和北京市的特等奖,也引起了教育部领导的重视。从此有了规定:每份试卷至少两人同评,分差大则送阅卷组长处评,再有分歧则小组集体讨论评分。

评分标准化了,考题也得标准化。中国没经验,就去美国学。1982年我们到了美国,一看卷子上的选择题,没见过,真新奇!更新奇的是有种机器,选择题的答案从这边进去,从另一边出来时就判完了,一小时能处理6000份试卷。我们就像小孩子趴在收音机前看里面有没有人一样,真想趴在机器上,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1985年,我们启动标准化命题试点,从此选择题成为重要题型;命题质量也稳定了,不再一年难一年易。

我们在采访中听到一件趣事。高考率先引进标准化命题后,选择题很快就“占领”了各类考试。1988年,医疗卫生系统组织了一次职称考试,首次采用选择题。结果,某地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医生们,没见过选择题,考了个大眼瞪小眼:“现在高考考这个?1977年要是考这个,我们就考不上了。时代进步太快啊!”

“杨主任,你把阶级感情都收没了”

认识几位早年参加过高考命题的老师。他们戏称命题是“入闱”,而“里面的日子一点也不轻松,压力山大,每天都要想出新的题目,拿到会上讨论。没有哪个题能赢得一片叫好,从来都是唇枪舌剑,从各个角度批评你的题不严谨、有漏洞,甚至直接毙掉,重新出。如此周而复始,最后命中的题,都是千锤百炼、非常科学的考题。”

这个命题制度,是我建立起来的。1987年对我来说,是个很重要的年份,因为考试中心成立了。

中国是考试的故乡,我们去美国学习时,他们就说,考试这事还是从你们老祖宗那学来的呢!中国几千年组织考试的窍门就是:一个专门的机构,一批有经验的人。但废除科举后没有了。恢复高考后,命题归教育部计划司招生处负责。1982年,处长的孩子高考,需要避嫌,我就被指派去负责命题工作。命题老师中午把试卷送到保密室,就去吃饭了,谁来看着?只能是我。我待在保密室里,突然有些害怕:如果现在来个小偷,把玻璃一砸,我是去追小偷呢,还是留下来看卷子呢?如果追小偷,有人趁机把卷子偷走了怎么办?要是留下来看卷子,小偷跑了去哪找?真是一团乱麻。

后来我当了处长,情况也没好多少。我桌子底下放了几个大纸盒,装着高中教材,一到命题时就拖出来给命题老师用。有一年我拖出来一看,呦,过期了,赶紧去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新教材,再火急火燎地组织命题。所以,几乎每年命题,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打磨试卷,考卷水平很不稳定,考卷上还常出现错误。

创办考试中心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。1987年,考试中心成立,17个人,4个处室,一个命题处,一个考务处,一个科研处,还有一个办公室,就在北京十一学校的宿舍楼里开工了。

创办考试中心是我建议的,这个重担自然由我来挑。白手起家的摊子,最现实的难题就是缺经费。于是我和几名同事一合计,想自收自支,向参加高考的学生收点钱。一开始大家思想转不过来:高考是国家大事,国家不给钱,还要收钱?各省也不理解,有个省的招办主任甚至打来电话:“杨主任,你把阶级感情都收没了!”我们只能到处做工作,过了三四年,各省愿意配合了,情况逐渐好转,考试中心最难的时候才熬过去

既然有了考试中心,就要为大家提供一个科学的、好的高考。我给每科设立了一个学科秘书,他负责在全国物色命题老师,这些老师第一人品要好,第二学科要精,通常哪个大学哪个系比较出色,就去哪物色,一年一科召集十来个命题老师,哪个水平高、表现好、出题水准稳定,明年还请他。这个高考命题制度,就固定下来了。

“高考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”

我们在采访中遇到两个特殊人物,一个是北京某中学的副校长,一个是甘肃某县的教育局副局长。北京的副校长说,他今年最看好的学生每天清晨5点起床,家长开车接送,辅导班和学校轮番跑,到晚上12点才结束,“北京前100多名的,都出国了;他们属于200名开外,就得拼”。甘肃的副局长说,今年县里最有希望的一个孩子,也是5点起12点睡,县城没辅导班,只有任课老师带着不断做题。巧得很,他们想考的是同一所名校。副局长忧心忡忡地问:“他们是在同一条竞争线上吗?将来进了大学谁会发展得更好?”

这些问题,实际上不是高考能够解决的问题。人们把太多社会问题,放到高考上来思考了。

记得当年,我们印好了卷子,从大兴往北京运,是自己开车,偷偷摸摸地运,一路上提心吊胆。现在,试卷都是武警开车护送。到了高考的日子,交警在考场周围站岗,禁止车辆鸣笛。环保局下禁令,考点和住宅区附近的工地要停工。天气预报按照春节同等规格,给高考预报3天的天气。40年了,教育部的权力并没有变大,而是社会对高考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。

在这种空前的重视下,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种种担忧,投射到高考上来了。“中产阶层焦虑”也好,“寒门难出贵子”也好,“学区房狂热”也好,都是一件事:公平焦虑。但整个社会的公平,无法由高考来解决。比方说这孩子他爹是教授,他妈是博士,家庭环境特别好,从小有一对一的外教,这不是高考能解决的。高考可以做到什么呢?就是给所有人一个科学的考试,一个公平的分数线,让这场考试成为社会公平的“压舱石”。

最早提公平问题,是在上世纪80年代。理论上讲,相差20分以内,水平属于同一档次,但高考1分就决定命运,公平吗?确实有问题。1984年,我搞了保送制度,特长突出的孩子可以保送。但很快发现了新的不公平:什么算特长突出?不能量化就有人“走后门”。我说,保送100个孩子,有50个是真的,就值了。但“走后门”越来越多,就停掉了。现在,我们承认高考不能考察个性,所以呼吁大学自主招生,结果又担心在人情社会里会渗透不公平。这种担心,跟当年是一样的。

我觉得,2014年公布的《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是很好的意见。现在上海、浙江在试点,语数外都上,上完后,选物理的去上物理,选生物的去上生物,整个中学变成了走班制。那么老师够不够?课堂够不够?浙江、上海是够的,可青海呢?甘肃呢?中国太大了,如果不考虑具体省情,简单推广,最理想、最先进的方案,最吃亏的可能是最边远、最落后的地区。对考生们来说,统一的考试和分数线,才是唯一公平的。高考能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公平,所以高考依然是普通人向上流动的唯一武器,依然背负着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。

我今年80岁,人生的后40年能与高考紧密相联,是我一生的幸事。我辈原是平凡人,赶上了好时机,在国家转折里改写了命运。我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,要让高考变成一个好的考试,优点多一点,缺点少一点。我希望我做到了。(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环视听工作室 许陈静 姜琨 郑心仪整理 杨学为口述)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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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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